錢學森:吾國與吾學

  “那時,我自己和我的許多同學們都有一個信念:我們學習,就是為了建設未來的祖國。”這樣的誓言在1964年化為原子彈的一聲巨響,震驚世界。

作者:本刊記者 何焰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19-11-01
  三封家書
  錢學森在44歲之前,仿佛一直都在漂泊。
  1911年,陰歷辛亥年,他在上海出生。在杭州牙牙學語到3歲,跟隨父母北上,他在北京城里待到了18歲,又考回了南方,到上海交通大學讀鐵道機械工程專業。期間,他回杭州老家養病一年,23歲大學畢業后再次北上,考取清華大學“庚子賠款”公費留學生。
  在錢學森24歲這一年,母親章蘭娟病逝,只剩父親錢均夫一人,送他登上遠赴地球另一面的輪船。
  到了美國之后,他先在美國東部的麻省理工學院取得了碩士學位,又在西部的加州理工學院讀完博士學位,工作、學習10年,35歲時回到麻省理工學院,半年后成為了該校建校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不到3年,又被返聘回西部,回到了帕薩迪納市的加州理工學院。
  隨后,是他堅決回國卻遭受拘捕、軟禁的5年。
  從中國到美國,南北南北,東西東西,錢學森的人生輾轉不停。
  在此期間,他學習的“初心”也一再變更,從學習火車制造,到學習航空工程,又轉向航空理論,最后研究工程控制學。
  44年飄如陌上塵,但他并非無根蒂。
  幼年隨家,到18歲,錢學森做了自己人生的第一個重要決定,雖然成績優異,但是沒有報考全國最知名的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而選擇上海交通大學,去學習火車制造。
  因為他有一個偶像,詹天佑。剛剛成年的錢學森,希望自己能像民族英雄詹天佑一樣,為落后的中國修建鐵路。
  “1·28”淞滬抗戰發生時,錢學森正在上海求學,他目睹了日本空軍對中國土地和人民狂轟濫炸的慘象。因為沒有空中作戰優勢,中國軍隊在戰爭中被壓制。1933年下半年,當上海交通大學開設了航空工程課程之后,錢學森毫不猶豫地就選修了,并且連續兩學期都是遙遙第一名。
  大學畢業后,他沒有去鐵道部做月薪60大洋的工作,而決心轉向航空工程專業,出國留學。
  出國之后,錢學森的每一次選擇,代價又都是輾轉。
  錢學森在美國時,與父親錢均夫保持通信,其中有三封,如燭火照耀,投射出錢學森在美國20年的剪影。
  第一封信寫在1936年,錢學森憤怒離開麻省理工學院,轉投加州理工學院的航空理論研究權威馮·卡門門下之時。
  雖然錢學森只用1年時間便拿到麻省理工學院碩士學位,但因為他中國學生的身份,而被攔在了飛機制造廠實習的名額之外,多次交涉失敗后,錢學森決定離開實踐性強的航空工程專業,改學航空理論。
  錢均夫勸阻兒子。
  “國家已到禍燃眉睫的重要關頭,望兒以國家需要為念,在航空工程上深造鉆研,而不宜見異思遷。”
  錢均夫早年留學日本,師承章太炎,與魯迅為同班同學。他內心希望兒子學成便歸來,多造飛機,不要繼續花時間學習理論,但得知錢學森的抱負,“只有掌握航空理論,才有可能實現超越”之后,錢父變得釋然。
  第二封信寫在1949年,新中國誕生之前。
  錢學森已經在籌備回國,錢均夫恰巧也寄信來。
  “兒生命之根,當是養育汝之祖國。葉落歸根,是報效養育之恩的典喻,望兒三思。”
  錢學森先后辭去了美國國防部科學咨詢團成員、海軍軍械研究所顧問的職務,脫離敏感的美國軍方交際圈,然而真正啟動回國之時,還是先后遭受了拘留和長達5年的軟禁。美國海軍部副部長那一句有名的話—“我寧可把他槍斃了,也不讓他離開美國。無論在哪里,他都值5個師!”—為錢學森帶來了厄運與歸國的重重險阻。
  第三封,是錢父得知獨子錢學森在美國遭拘捕、受軟禁之后。
  “吾兒對人生知之甚多,在此不必贅述。吾所囑者:人生難免波折,歲月蹉跎,全賴堅強意志。目的既定,便鍥而不舍地去追求;即使彎路重重,也要始終抱定自己的崇高理想。相信吾兒對科學事業的忠誠,對故國的忠誠;也相信吾兒那中國人的靈魂永遠是覺醒的……”
  去國20年,錢學森飄零如許。他在美國沒有置一處房產,也沒有存一分錢保險,他在美國發奮學習,是為了有朝一日回到中國。
  錢學森70歲時回憶自己青年時,“為了什么目的而學習?”
  他說,“一個青年人學習,總該有個什么目的。我是在國民黨統治的舊中國上學的。······那時,我自己和我的許多同學們都有一個信念:我們學習,就是為了建設未來的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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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子歸旅
  “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已經在海上航行了20多天。
  剛好在1955年9月17日,錢學森與夫人的結婚8周年紀念日這一天出發,郵輪在海面上駛過中秋,駛過國慶,到了10月8日凌晨,終于要駛入香港。
錢學森一家四口都在船上。
  在一個半月前的日內瓦談判上,中國以11名美國空軍戰俘和一封錢學森的親筆信為要求,成功“營救”了錢學森。
  “克利夫蘭總統號”,是他們能買到的最快的回國船票。船上同時還有其他的中國學者和歸國同胞。
  10月8日早晨,錢學森早早地起了床,“我熱切地望著窗外,經過這20年漂泊在美國的歲月之后,現在我終于要回到家鄉了。”
  在接近香港的海上,中國政府派來一艘接駁船保護錢學森的安全,將他們一行人接到了九龍,再由九龍搭乘火車到深圳。
  彼時的香港還被英國統治,社會情況復雜,船上的歸國學者們早早地為新聞媒體準備好了一篇歸國聲明。但錢學森主張,把《我要控訴!》改成《向祖國致敬》,他說,不必用左拉的筆調,我們有我們自己的表達方式。
  在九龍海關,錢學森一行人邁過深圳羅湖小橋。
  中國海關大樓的廣播里,應時響起了熱情洋溢的歡迎詞:“全國同胞都在歡迎你們!現在,我們正處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的第三年,我們需要你們的加入!讓我們一起努力,共同追求更美好、更繁榮的生活!”
  受中國政府委托,中國科學院、廣東省政府領導和科學家代表,在橋頭上負責迎接錢學森歸來。
  當時朱兆祥是中國科學院的迎接代表,他回憶當時的畫面,自己正在人群中拿著照片緊張地搜索錢學森一家,手突然被人抓住,握得很使勁。他猛一轉身,發現對方眼眶里噙著的眼淚突然掉了下來。
  那不是錢學森,他們彼此也不相識,對方也不知道他來干什么的,只是把他當作了國門的代表。朱兆祥大為感動,但很快發現,后面進來的人,一個挨一個的,都熱淚盈眶。
  片刻接到錢學森一家后,在朱兆祥的陪同下,錢學森一家游覽了廣州、上海,最后去到北京。
  44歲的錢學森,身形清瘦,即使久居國外,還是保留著一口地道的京腔普通話。他仍舊是沉默,坐下來就看自己的書,但看人時,一雙眼神生動靈活。
一到廣州,他就在新華書店買了兩本小冊子,《第一個五年計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這是當時新中國的兩件大事。
  到了上海,錢學森曾經求學的地方,他反而不再熟悉了。
  “街上是那樣的干凈,沒有扒手、小偷、攤販,也沒有趾高氣揚的外國人。取而代之的是,穿著藍黑色棉夾克的男女、扎著紅領巾的快樂兒童,商店里的商品琳瑯滿目,明碼標價,再也不需要討價還價了。”
  在離開美國之前,錢學森在加州理工學院的同事勸阻他回國,質問他,一個優秀的航天科學家回到一個農耕社會能夠干什么?
  10月23日,在中國科學院的一次隆重的茶話會上,一位年老的藥學家告訴了錢學森另外的話,“現在政府不同了,要錢有錢,要設備有設備,就是少人才。你回來了很好,大家一起干吧!”
  10月28日,他回到北京,一些著名的科學家來車站迎接他,吳有訓、華羅庚、周培源、錢偉長、趙忠堯……20多人擁擁簇簇,等待與錢學森匯合。
  離開北京這些年,這座城市仍舊叫錢學森感到親切。他去拜訪了母校北師大附中的老師,以及中科院院長郭沫若。11月5日,國務院常務副總理陳毅接見了錢學森,代表黨和國家歡迎他的歸來。
  錢學森的歸旅還沒結束。每一天都被新中國美好的前景所鼓舞,但20年闊別,他還在摸索。
  11月22日,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指示,錢學森被安排參觀東北地區,當時中國最大的工業基地。哈爾濱、長春、吉林、沈陽、撫順、鞍山、大連,一路看過來,錢學森非常興奮,因為中國的工業化現狀比他記憶中的要好太多了。
  東北之行的高潮,是一次參觀。錢學森告訴朱兆祥,自己有兩位老朋友在哈爾濱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簡稱“哈軍工”),想趁機見見他們。但當時的“哈軍工”是全國唯一一個現代化裝備維修、研究、設計人員培養的學校,屬于絕密單位。
  錢學森被緊急特批,進入“哈軍工”參觀。“哈軍工”院長陳賡大將,奉時任國防部部長彭德懷元帥的命令,一大早從北京搭飛機趕來哈爾濱,在校門口等待錢學森。他拍板,為錢學森開放了所有的實驗室,“對于錢先生來說,我們沒有什么秘密要保的。”
  這是一個伏筆。
  在空軍工程系的一個實驗室里,陳賡突然嚴肅起來。他面對錢學森,看著他的眼睛,問:“錢先生,你看我們中國人能不能搞導彈?”
  “有什么不能的?外國人能造出來的,我們中國人同樣能造出來。難道中國人比外國人矮了一截不成?”
  陳賡一把握住錢學森的手,大聲地說:“好極了!我要的就是您這句話!”
  至此,錢學森的歸國之旅結束了。
  前半生的求學漂泊,以此為始,終于要落地發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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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彈一星”
  1956年,錢學森獲得了兩個身份。
  一個是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的所長,這是公開的;
  另一個是受命組建中國第一個火箭、導彈研究機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擔任院長。這是一份“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子女,外不告親友”的絕密工作。
  一兩次慌張過后,錢學森再突然消失個幾十天,妻子蔣英也不會著急去找,只是和孩子在家等待著。
  1960年2月19日,臨近東海的一塊平坦土地上,“T-7M”火箭首次試驗發射。
  探空火箭,是在錢學森領導下的項目之一。
  那是新中國最為窮苦的幾年。在試驗當天,發射場的設施簡陋得幾乎令人心酸。發電站是用蘆葦席子圍成的,頂上蓋一張油布蓬,中間放著一臺借來的50千瓦發電機。發射場距離發射架和“指揮所”大約100米,之間沒有任何通訊設備,發布命令必須要靠大聲叫喚,配合手勢。
  但“T-7M”探空火箭莊嚴地豎立在了20米高的發射架上。一切準備就緒后,點火,起飛,直沖云霄。
  中國第一枚試驗性液體燃料探空火箭發射成功了。
  結束后,錢學森找來負責人潘先覺說:“你們這樣搞法,方法是對頭的,我們在美國搞火箭噴氣推進,初始階段也是這樣干的,所以中國不要自卑。”
  “中國不要自卑”,這樣的鼓勵,錢學森對導彈研制項目工作人員也說過很多次。
  20世紀50年代末,國際上沒有人相信一個國民“喝大鍋清湯水,窮得沒有褲子穿”的國家,能夠研制出導彈來。
  “人有我無”,先進的科學技術買不來,依靠外援也有限,導彈研制困難重重。
  這就意味著,一切要從基礎做起。
  錢學森叫回了自己在國外的好友,成為力學研究所的重要助力,但這遠遠不夠。
  五院成立后,錢學森做起了導彈“掃盲”的工作,他親自編寫《導彈概論》做教材,授課對象包括五院的科學家、剛分配來的大學生、技術人員和干部,甚至軍委總部機關干部。
  錢學森原本是有個臭脾氣的,他討厭笨蛋。在麻省理工學院上課的時候,他常常整節課都是自己在黑板上演算,不對學生作任何解釋。
  有一次學生打斷他,“我看不懂您壓力—體積比的推導。”
  錢學森問他:“你課本讀了嗎?”
  “讀了。”
  “那你就該懂才對。”說完,錢學森轉頭繼續寫黑板。
  錢學森的高傲情有可原,他家世好,天分高,有全面的素質教育基礎,見多識廣,在學習上又十二分拼命努力。他習慣了在科學世界里沖鋒,所以很難理解普通人。
  但在回國之后,常常是一個人站在“曠野”上,面對這一大群嗷嗷待哺的“門外漢”,錢學森想來想去,也只能磨了性子,“手把著手教”。
  學生贊嘆他,“從未聽過那樣好的課,從具體的講起,又概括,又提高。”一些場合,錢學森也鼓勵叫年輕的科學家來講,但常常需要他再翻譯一遍。錢學森成了接地氣的科學家。中國的導彈方面可用的人才也逐漸多了起來。
  一切只靠自己,艱巨的導彈事業必然是緩慢的。祖國的導彈事業一邊打人才基礎,一邊也在巧借力。
1957年,毛澤東主席出訪蘇聯后,中蘇簽訂“國防新技術協定”。蘇聯政府決定向中國政府提供兩枚P-1模型導彈,為我國教學和科研使用。但蘇聯“老大哥”的誠意明顯不足,錢學森清楚得很,P-1導彈是蘇聯已經淘汰了的裝備。
  于是錢學森和聶榮臻元帥一起,制定了中國導彈的研制“三步走”方針:先仿制,后改進,再自行設計。
  事實證明“三步走”方針是正確的。
  有了前期的仿制經驗之后,即使在1960年7月,蘇聯單方面撕毀了援助項目,撤回專家,停止供貨之后,半年之后,中國第一枚自制地地導彈“1059”,也還是試驗成功了。
  “1059”,就是后來的“東風一號”。
  艱難的第一步跨了出去,中國人終于有了自己的導彈。“兩彈一星”“八年四彈”計劃也陸續上馬。
  失敗和挫折是少不了的。1962年3月“東風二號”導彈研制出來的時候,被命名為“爭氣彈”,但發射飛行21秒之后,尾段就著火,發射失敗。“人人臉上都變成了灰色,有的人甚至哭出聲來。”
  錢學森作為項目技術總負責人,帶領團隊花費3個多月找到了故障原因,并定下一個原則,“把故障消滅在地面”,后來成為我國航天事業的一條重要準繩。
  1964年,改進后的“東風二號”發射成功。不久,中國自制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錢學森提出導彈、原子彈“兩彈”結合試想。
  1966年,“東風二號甲”改進型中近程導彈試驗發射成功,為“八年四彈”打了一個“開門紅”,也為“兩彈”結合試驗打下基礎。
  1966年10月,“兩彈”結合成功。
  隨后,中國進入十年內亂,但“兩彈一星”事業還在艱難進行。
  1970年,我國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
  1975年,我國第一顆返回式衛星發射成功。
  中國的導彈家族在不斷擴展中,從陸基發射到水下發射,從固定陣地發射到機動隱蔽發射……在最窮苦的歲月,通過最艱難的歷程,我國筑造了一座又一座航天豐碑。
  2009年10月31日,98歲的錢學森離世。次日,大雪覆蓋北京城。
  在那些豐碑上面,都大大地寫著他的名字—錢學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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