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和共和國一起成長

  從1956年一鳴驚人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到自我反思的新疆歲月,從廣開風氣的文化部部長到卸任后的筆耕不輟,王蒙的創作人生始終關心國家發展、政治進步。

作者:本刊記者 尤丹娜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19-11-01
  國家主席習近平2019年9月17日簽署主席令,根據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表決通過的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授予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的決定,授予42人國家勛章、國家榮譽稱號。其中,王蒙被授予“人民藝術家”的國家榮譽稱號。
  王蒙是誰?這位有著復合身份的作家、學者、前官員,似乎很難被草草歸于一類。他在為自己作品的英、德文譯本所寫的序言中,也以“我就像一個大蝴蝶,你扣住我的頭,卻扣不住腰。你扣住腿,卻抓不住翅膀。你永遠不會像我一樣地知道王蒙是誰”來形容自己復雜而活躍的身份構成。
  但無論是看“頭”還是看“尾”,這始終是一只隨著共和國頻率振翅的蝴蝶。
  王蒙1934年10月生于北京,1953年開始文學寫作,創作了《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青春萬歲》等具有時代特征、膾炙人口的小說作品。1963年起,他在新疆生活16年,記述新疆生活的《這邊風景》獲得第九屆茅盾文學獎。1979年返京后,他先后擔任文學雜志編輯、中國作協副主席、文化部部長、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等職務。
  王蒙的創作幾乎與新中國同齡,被譽為“共和國的文學旗幟”。作為與共和國一起成長的作家,王蒙以自己的視角與獨特的經歷建構文學世界,觸摸時代的脈搏。從一鳴驚人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到自我反思的新疆歲月,從廣開風氣的文化部部長到卸任后的筆耕不輟,王蒙的創作人生始終關心國家發展、政治進步,其非凡的個人經歷也成為共和國成長史的一道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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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在成為一名作家之前,王蒙首先成為了一名中國共產黨的地下黨員。
  王蒙始終記得那個被共產黨的光芒點燃的時刻。1945年8月的一天,父親帶來一位客人,是在葉劍英將軍身邊工作的李新同志。彼時,王蒙正與姐姐鬧別扭,兩人互不相讓地僵持著。李新拉開他們,要他們停止無謂的爭吵,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李新自信而雄辯,思路清晰,與王蒙平素在學校接觸的那些語言含混的國民黨校長、干部有天壤之別。他全然不同的思想方法與表達方式,新穎而邏輯嚴密的思路,使王蒙感到醍醐灌頂。
  這位后來主要從事黨史研究與著述的專家,成為王蒙認識共產黨、共產黨人的一扇窗。少年王蒙透過他,看到了作為新生力量的共產黨的朝氣與活力,并深深為之著迷。
  1948年10月10日,年僅14歲的王蒙被吸收成為中共地下黨員,并在當天就接到了組織分配的任務:秘密發展外圍組織。這份信任與認同感,令他激情澎湃。在回家的路上,他流著淚唱著冼星海的一首尚未流行的歌曲《路是我們開》:“路是我們開喲,樹是我們栽喲,摩天樓是我們親手造起來喲。好漢子當大無畏,運著鐵腕去創造新世界喲!”
  這首歌恰切地概括了此后作為“少共”的王蒙不斷參與革命事業、誓將開辟“新世界”的澎湃熱忱。他在團市委先后擔任中學部、組織部的負責人,與諸多熱血沸騰的青年志士一道,向新的歷史時期邁進。
  1953年,新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實施。對于這個渾身充滿干勁的年輕人來說,開會、寫報告的生活著實無趣,親臨前線煉鋼鐵、采石油,才能身體力行地建設社會主義。年輕的王蒙覺得“沒有比在工地上、在腳手架上、在高層建筑上更幸福、更完滿的感覺了”。他打算報考大學去學建筑,但組織上不同意。
  如何釋放這無處安放的熱情?王蒙想到了拿起筆來,寫一部小說。他自幼文筆出色,更重要的是,他擁有獨一無二的少年革命生活,有著對于青年人精神世界少有的敏感與向往。在他這個年齡的人當中,沒有人會像他一樣對革命事業充滿經驗與記憶、熱愛與激情,也沒有同齡人能像他一樣看得高遠了。
1955年,恰逢團中央發出號召,要全國青年和團員學習蘇聯作家尼古拉耶娃的中篇小說《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這部小說寫了一個剛剛走入社會的女農業技術人員娜斯嘉不妥協地與陰暗現象做斗爭,并最終改變了集體農莊舊面貌的故事。
  王蒙憑借自身的基層工作經驗,感到小說對娜斯嘉的描寫過于理想化,如果將同樣的方式照搬到中國來解決生活中的斗爭,往往不會成功。他于1956年4月寫成了短篇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以主人公林震的心理體驗為視角,在事業功勛和愛情體驗兩條線索上,通過麻袋廠事件的始末,展開對理想與現實沖突的敘述。
  這并非僅是普通作家寫就的單純文學作品,更是一個久在革命中浸潤的青年干部的聲音。通過小說的敘述方式,王蒙著力塑造了幾個有缺點的人物,揭露工作、生活中的一些消極現象,又深刻地提出問題,探討像林震這樣積極反對官僚主義卻又常在斗爭中焦頭爛額的青年該何去何從。
  20世紀50年代,新中國剛剛施展拳腳,土改鎮反、整頓財經、平抑物價、解放海南島、進軍西藏、抗美援朝、第一次全國人代會……無數新舉措、新章程與新嘗試撲面而來,而《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便是王蒙獻給這嶄新開始的詩句,也是獻給生活的“一朵小花”,是對偉大的時代、偉大的機遇與偉大的世界,對大地和江河山嶺,對日月和星辰,對萬物與生命的一種感恩,是一首“一個自以為是天之驕子的年輕人、一個被歷史所嬌寵的天選人才、一個少年意氣的共產黨員,才會傾吐的詩篇”。
  革命需要文學,需要文學的理想與批判、情緒與表達;文學心儀革命,心儀革命的理想主義與批判鋒芒。在文學與革命之間,王蒙始終與共和國的呼吸一道起伏,散發著年輕人的光與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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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日子都來吧
  年少時,王蒙在《青春萬歲》中寫道:“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來吧,讓我編織你們,用青春的金線和幸福的瓔珞。”
  他是這樣書寫的,便也是這樣迎接生命中的跌宕。
  《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為他帶來了無上榮光和在領導人面前被提起與討論的機會,也在文壇上不斷引起爭論,被上綱上線為“只要年輕人、不要領導、不要老革命”。因為這篇小說,他被錯劃為“右派”。
  澎湃的革命道路,忽然顯出它的茫然無措,政治氛圍日益嚴酷。待到被“摘帽”,王蒙意識到,無論是革命事業,還是文學寫作,重要的依舊是真實的體悟。而要體會真實,就要撲進真正的生活中去。在北京和高校中繼續安逸的日子,就等于脫離生活,而脫離了火熱的生產一線,就不會有深刻的反思,更不會有優秀的創作了。王蒙篤信毛澤東所說的要經風雨見世面。“這個風雨,就是群眾斗爭的大風雨,這個世面,就是群眾斗爭的大世面。”
  對豐富人生經歷與腳踏實地生活的追求,讓王蒙停下了匆忙、虛浮的腳步。他選擇遠遁新疆,去尋找平凡生活中的英雄主義。“我不能只有北海白塔和西單大街的燈火,我更需要的是茫茫大漠、雪峰冰河、天山昆侖山、綠洲草原、胡楊駱駝刺、烽火邊關。”在祖國最遼遠的土地、最踏實的邊疆,王蒙一邊深入基層工作,一邊進行自我反思。
  這也是整個國家在反思與自我學習的時刻。革命的浪潮翻涌而過,年輕的中國也在修正中不斷前行。在政策偏頗、民生艱難的歲月,王蒙注意到,維吾爾族人依舊注意美化生活,在庭院中植樹種花,房屋里擺設裝飾小物,穿著盡力整潔美觀,即使是日常打馕、包包子,也要在簡單的食物上精心做出美妙的花紋圖案。
  在這背后,是各族人民頑強面對生活的光亮與勇氣,更是令深入基層的王蒙難以忘懷的、真實而激動人心的青年和壯年,也是共和國成長中遒勁邊疆的一個縮影。
  1979年,中國正轉向新的發展軌道。在新疆沉淀了16年的王蒙也回到了北京,與嶄新的時代一起開始新的征程。褪去少年人的沖動與熱血,豐富的革命經歷與厚重的基層經驗令他不再像旁人一般渴求地位和名聲,更將諸多機遇視為“重在體味”的人生經歷。
  1986年起,王蒙開始當文化部部長。他自認這也是一個豐富人生經驗的契機—作為部長所觀察到的事情,是在別的地方看不到的。而好的經驗,與挫折、狼狽、懊悔的經驗,對一個熱愛寫作的人來說,同樣重要。
  但這一回,經歷不再只是一個人的豐盈。彼時追逐時代浪花的少年,有了更廣闊的視野,也能夠身體力行地為文化做更多的事。從1986年4月到1989年9月,在王蒙做文化部部長的三年零五個月里,國家圖書館新址完工并投入使用,歌唱家帕瓦羅蒂與多明戈訪華演出,營業性歌舞廳合法化,中國藝術節與元宵晚會開始舉辦,一批文物保護措施開始實施……
  在改革開放的宏圖里,王蒙用革命的激情與基層實踐的經驗,刻畫出一幅文化領域的拼圖,與健康開放的社會風貌緊密連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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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著就是生命的滿漲
  1988年國慶前后,上任文化部部長兩年多的王蒙,首次給中央領導寫了辭職信。縱然文化部部長的經歷令他大展宏圖,但他自認與純粹的政治家相比,還擁有文學癖好,也從來沒有追求過哪怕一星半點的“仕途”。在政治和文學之間,王蒙最終選擇以更“文學”的方式度過余生。
  經歷了少共、右派、歸來的作家、文化部部長等多重身份,王蒙常常在作品與生活中自問“我究竟是誰”。
  直到開始拿出經典、細讀儒道,嘗試注解,王蒙這匹“雜色”的老馬,才在文人身份中找到了傳統認同和精神故鄉。
  他稱自己為“老王”,褪去一切頭銜與職位,以“初學乍練的筆者”自居,先后寫作并出版了《老子的幫助》《莊子的快活》《得民心、得天下:王蒙說〈孟子〉》等八部關于孔孟老莊的研究著作。
  這并不是簡單的解說,更是王蒙在渡盡劫波后的晚年為自己尋找人生的注腳。“與其說我是在注什么經,不如說是我在認真閱讀的同時找材料注我。”
回望自己的一生,王蒙自認“我有的是不止一種文體的文學寫作實踐,是人生經驗,包括在順境中,特別是逆境中生活與思考的經驗,是想象力與溝通的愿望與能力,是不無己意心意創意的閱讀的生發”。藉由對傳統文化的解讀,擁有豐富人生經歷的“老王”既可以尋找自己人生經驗中與傳統契合的部分聊以慰己,又能通過這些中華文化的經典與讀者大眾談論文學思想,像從未涉足官場的傳統文人一般坐而論道。
  但王蒙又無法真正成為單純的“老王”,刻骨銘心的政治生涯亦不會輕易淡去它的痕跡。政治的本質不是別的,是生活,是命運,也是故事。選擇解甲歸田,也并不會真的脫離政治,在標榜“注解自己”的字里行間,依然能夠窺見王蒙慣性的入世主張和全局視角的思考。
  在以個人的“70多年生活的經驗、人生的經驗、政治的經驗、社會的經驗、走紅的經驗、倒霉的經驗”來闡釋莊子時,他強調:“當官差也要注意息事寧人,別拿自己太當回事,別越位,別將自己往君王的戰車上綁得太緊,進要進得聰明,退要退得瀟灑。即使在公務是非種種不得已之中,還要維持自己的超脫與逍遙。”論道的書生“老王”退場,一生被詬病“圓滑”“雜色”的入世王蒙言之鑿鑿。
  而在另一處談起莊子的“無情”,他又解讀道:“從中國歷史來看,過多的情面、人情、私情的講究甚至有害于廉政建設。絕對的無情難以做到,警惕濫情、警惕因私情而壞政務,也許我們有可能從莊子的這一說法中得到一些啟示。”此處的王蒙,儼然又是憤世嫉俗、心懷天下的“王部長”了。
耄耋之年,回溯與解讀自身的文化根基,王蒙作品中跳躍著的復雜與激昂,有規訓后的反思沉寂,亦有仿若不諳世事的激昂,恍惚間又是當年被共產主義與革命精神深深震撼的少年。
  85歲的王蒙在《朗讀者》舞臺上對觀眾說:“我還活著,我還游著,想著,動著。活著就是生命的滿漲。”
  少年內核猶在。近年來,在解讀傳統文化之外,王蒙亦從未停下創作與嘗試時代新生事物的腳步。“圓桌派”等新銳節目上,他神采奕奕地出現,與觀點鮮明的年輕人一同討論兩性責任,談論新時代背景下的愛情與冒險。今年年初,他還與北京朝陽醫院睡眠呼吸中心主任郭兮恒合著《睡不著覺?》,嘗試踏入更為專業的領域。
  年齡不是限制,成長也不只是指向蒼老。時間本身具有一種改變的力量,使激越走向成熟,使格格不入變得能被接受,使大驚小怪變成不過如此,也使先入為主化為實事求是。
  “活著就是生命的滿漲”,這是王蒙的姿態,更是成立70周年的新中國的時代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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