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潑斯坦“自殺”之謎

  愛潑斯坦并不回避對年輕女性的癖好,但他可能把這場游戲最隱秘的部分留給了自己和少量摯友,而這場流動盛宴上更為廣泛的資源,只被他用來標榜和背書。

作者:顧登晨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19-09-18
  美國當地時間8月10日清晨,66歲的猶太投資家杰弗里·愛潑斯坦,被發現于紐約曼哈頓的懲教中心牢房內自殺身亡。一個月以前,他因涉嫌在2002-2005年與18歲以下未成年少女發生性交易,被紐約警方羈押。
  由于愛潑斯坦與上流社會關系密切,且自殺過程存在漏洞—兩名當班獄警未嚴格按規定巡查監房,外界一度懷疑愛潑斯坦死于“他殺”。而紐約市首席醫學檢查辦公室8月16日確認,愛潑斯坦確系死于上吊自殺。一位知情人士早前透露說,愛潑斯坦是將床單綁在他雙層床的上部,勒住脖子后跪下自盡。可是,愛潑斯坦的律師團不滿法醫判定“自殺”,表示要推動獨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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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與未成年人性交易”到“教唆賣淫”
  愛潑斯坦此番被紐約警方羈押,屬于“舊賬新算”。
  早在2005年3月,佛羅里達州一位14歲少女的繼母便向棕櫚灘縣警局報案稱,愛潑斯坦以300美元誘使其女兒為其提供“裸體按摩”服務。警方隨后調查發現,類似情況還有幾十起,受害人描述也大體一致:
  從同學、熟人處,聽說為愛潑斯坦按摩可“掙快錢”;順著豪宅內螺旋式扶梯進到二樓的主臥,在昏暗的燈光下為赤裸的愛潑斯坦按摩;愛潑斯坦頻頻發起性挑逗,與不拂逆其意的少女發生性關系,后者在按摩費之外可拿到包括金錢、禮品甚至工作機會在內的獎賞;部分受害者變身“招募者”—每為愛潑斯坦成功招募一名少女,可掙得200美元的“人頭費”。
  2006年,根據警方固定的證據,檢方曾起草了一份長達53頁的起訴書,若相關罪名成立,愛潑斯坦將面臨終身監禁。然而,次年10月,愛潑斯坦辯護團隊與時任佛羅里達州南區聯邦檢察官亞歷山大·阿科斯塔(Alex Acosta)達成一項認罪協議:愛潑斯坦承認兩項教唆賣淫罪,同意被登記為“性侵者”;作為交換,檢方停止對潛在受害者及其他涉案“大人物”的調查。
  2008年6月,愛潑斯坦被判入獄13個月,在棕櫚灘縣服刑,一周可六天外出“工作”,來去相對自由。
  這一協議的本質,在于對犯罪性質的重新界定,即警方和受害者起初認為的“與未成年少女發生性交易”這一聯邦重罪,被檢方修正為“教唆賣淫”—愛潑斯坦本人將這兩者的區別,類比為“殺人”與“盜竊”。由于不涉及聯邦重罪,圍繞愛潑斯坦案所發生的一切,都被限定在了佛羅里達州法院之內。
  去年11月28日,《邁阿密先驅報》根據掌握的當年愛潑斯坦團隊與檢方往來的電郵報道稱,此一認罪協議“幾乎由愛潑斯坦律師團隊起草”,檢方則“一再默許、讓步”。由于前者在選擇管轄法院、控制輿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加上認罪協議規定其內容在法院宣判之前不得公開,在2008年6月的庭審中,檢方當時認定的36名受害者竟無一人被通知到場,而只能通過電視了解審判情況。
  由于該案起訴環節廣受質疑,去年年底以來,佛羅里達州檢方展開重新調查。受害者的律師,再次以“參與組織未成年少女從事性交易”的罪名起訴愛潑斯坦;一并被訴的,還有涉嫌違反《犯罪受害人權利法案》的認罪協議。今年2月,美司法部著手調查該認罪協議的合法性以及當時檢方是否存在瀆職行為。
  8月9日,聯邦第二巡回上訴法院發布一份法庭文件,關聯原告之一弗吉尼亞·羅伯茨·朱弗雷(Virginia Roberts Giuffre)先前控告愛潑斯坦前女友的訴訟。這份法庭文件篇幅超過2000頁,包含大量針對愛潑斯坦的圖片指認。文件發布不足24小時內,愛潑斯坦自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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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獵“邊緣”和“脆弱”群體
  一位愛潑斯坦案受害者說,“無家可歸”是自己和有著同樣遭遇的伙伴們的核心特征。調查顯示,受害者大多來自單親或非原生家庭,其監護人監管往往缺位,且存在購買食品、衣物等經濟需求。
  一個細節是,在女孩進入二樓主臥之前,愛潑斯坦的管家通常會在一樓廚房為女孩提供面包和麥片,供其“狼吞虎咽”。
  這意味著愛潑斯坦所圍獵的,是處于社會邊緣地帶的脆弱年輕女性:未成年少女面對金錢誘惑和權勢恐嚇,本就容易誤入歧途;有效家庭監護的缺位,更讓她們易陷入貧窮與孤立的狀態,事發后尋求司法救濟的難度極大。
  此外,社會邊緣人群更易發生藥物濫用、吸食毒品甚至犯罪等情形。這直接導致部分受害女孩的個人信譽度偏低,進而影響其證詞的效力。
  2005年首起曝光案件中,當事女孩曾因“行為不當”在一家青少年教育矯正機構接受治療;愛潑斯坦被起訴后,其律師團隊把女孩的MSN空間(Myspace)中部分粗鄙言語、裸露照片,當作原告證詞不可信的證據提交給檢方。
  除精心挑選圍獵對象之外,愛潑斯坦在過程和環節上也處處小心:通過“付費按摩”的幌子來模糊與未成年少女性交易這一本質;采以“受害者發展受害者”這一類似傳銷的招募方式來降低自身風險,也讓受害人同時成為“加害人”而“被迫沉默”;佛羅里達法律規定“成年”標準為18周歲,受害女孩在被招募時均被要求自稱“18歲以上”,以讓愛潑斯坦掩耳盜鈴式地認為其行為未涉及“未成年少女”,這一長期自我心理欺騙,甚至助其通過了警方的測謊。
  在如今愿公開指控愛潑斯坦的4位受害者中,最為出名的朱弗雷回憶說:16歲那年,她被招募并接受數月“培訓”,后多次供愛潑斯坦及其結交的權貴尋歡作樂,直到19歲那年逃離魔窟。
  朱弗雷明確指控的,包括了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艾倫·德肖維茨(Alan Dershowitz)在內的多名政商學界要人,而德肖維茨便是當年那場認罪協議談判中,愛潑斯坦團隊的核心成員。
  面對朱弗雷的指控,所有人均矢口否認。時隔多年,取證幾無可能;更何況,哪怕朱弗雷的早年經歷中存在丁點的“主觀意愿”,也足以給德肖維茨這樣的大律師充分的發揮空間。
  天平的兩端,一邊是金錢、權勢和頂級律師編織的“夢之隊”,一邊是處于邊緣地帶孤獨飄搖、無家可歸的脆弱少女—如此情狀下,事實正義對于受害人而言,難免成為鏡花水月。而最新法庭記錄顯示,愛潑斯坦在自殺身亡前2天,曾簽署遺囑將自己的近5.8億美元資產轉入信托基金,受益人為其弟弟馬克。這可能讓受害者們更難染指他的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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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景黯淡的清算
  天平向受害者一方的傾斜,始于2017年以來的“MeToo”運動:社交媒體讓好萊塢金牌制片哈維·韋恩斯坦性騷擾事件持續發酵,最終演化為全球范圍內的女權保護運動。今年上半年,民主黨2020參選人、前副總統拜登,因早年與女性“不當接觸”而受詬病,奠立了“MeToo”在2020大選中的議題地位。
  在去年年底被檢方重新調查前,愛潑斯坦原本已淡出公眾視野,但主導當年認罪協議的時任佛羅里達南區聯邦檢察官阿科斯塔,在2017年就任特朗普政府的勞工部長,加上對愛潑斯坦性丑聞的重提有利于喚醒選民對特朗普本人性緋聞的回憶,這在邏輯上為民主黨把愛潑斯坦綁上2020大選的戰車提供了支撐。
  民主黨雖力挺“MeToo”運動,但對于愛潑斯坦案的“武器化”,民主黨也是投鼠忌器。2005年以前,愛潑斯坦的政治捐贈主要集中于民主黨;作為老牌“紐約客”,其與紐約、硅谷、好萊塢等民主黨大本營瓜葛頗深;就在愛潑斯坦死亡的前一天,新公開的法庭資料顯示,資深民主黨人比爾·理查德森以及喬治·米歇爾亦被指控。
  愛潑斯坦與兩黨最為顯眼的牽涉,還在于與前總統比爾·克林頓和現任總統特朗普的關系上。坊間熱傳,愛潑斯坦曾有特朗普及其身邊人的14個電話號碼、克林頓及其身邊人的21個電話號碼。而愛潑斯坦豪宅內近日被發現的一幅“藍裙女裝克林頓像”,也被拿來說事。
  不過,克林頓方面7月以來通過發言人,澄清了前總統與愛潑斯坦本人的6次接觸,表示均有工作人員在場;特朗普方面,表示除了20世紀二人共同出席一場派對以及2002年特朗普表揚愛潑斯坦是個“有趣的人”之外,二人并無更多牽涉,甚至特朗普在愛潑斯坦攤上官司前后,就已與其斷交。兩位總統如今對自身和愛潑斯坦關系的界定相當一致:十幾年沒有和他說過話了。
  愛潑斯坦2009年出獄后,仍與他往來密切的人中,有英國女王的次子安德魯王子。一段拍攝于2010年的視頻顯示,安德魯王子從愛潑斯坦所居住的聯排別墅大門里面,親熱地將一位褐發美女送出。另外,前述美國女子朱弗雷稱,早年曾被迫在倫敦、紐約和一座愛潑斯坦擁有的加勒比私人島嶼上,與安德魯王子發生性關系,當時她還未成年。但白金漢宮多次聲稱,一切有關安德魯王子與未成年少女發生性關系的言論均不屬實。
  自7月愛潑斯坦被羈押以來,“總統、首相、王子、教授、明星、議員”等高階名詞反復閃爍,人們越發關心權貴名流是否“涉性”。但《邁阿密先驅報》調查記者坦言,包括克林頓、特朗普在內的所有要人與愛潑斯坦存在聯系,并不能證明他們參與了后者的非法勾當。
  更為淺顯的邏輯在于,經過14年沉淀后,新一輪調查、起訴依然只是聚焦過往,被受害者明確指控的也只有數人。這意味著,任意向名人潑灑愛潑斯坦的臟水,是缺乏事實依據的。
  一個可能的假設是,愛潑斯坦并不回避自己對于年輕女性的癖好—他至少有3名年輕女性常年伴隨左右,還在大庭廣眾之下談論優生學,甚至建立自己的“生育基地”—但他把這場游戲最為隱秘的部分留給了自己和少量的摯友,而這場流動的盛宴上更多、更為廣泛的資源,只是被他用來標榜和背書,像極了他所擅長的領域:在制造和對沖風險中獲利。
  因此,面對愛潑斯坦的游戲設計,只有玩家和非玩家之分,而沒有民主黨與共和黨之別。大選季里,愛潑斯坦案確實在發揮其清算功能,但由于這一清算從一開始就超越了黨爭變為了無差別的指控,在阿科斯塔辭職、愛潑斯坦死亡后,其未來走勢與效果都相當值得懷疑。
  在世家、豪門與寡頭構筑的名利場上,愛潑斯坦充其量只是一枚棋子。他的離去或許會引起喧嘩與騷動,但還不至于掀翻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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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命的自負
  2008年那場辯訴交易中,面對強大的辯護團隊,富翁愛潑斯坦提出兩個要求:不去聯邦監獄服刑,不被標記為性侵者。后來,他雖被標記為性侵者,但沒有去聯邦監獄服刑,甚至在棕櫚灘縣享有一周六天的獄外逍遙。
  當大眾輿論與社會風氣轉還,一些已經被原諒的歷史舊賬被重新核算,而愛潑斯坦則為基于金錢與權勢的自負,付出了走向毀亡的代價。
  圍繞愛潑斯坦案可以有多種解讀,其中最為便捷的一種便是基于政治環境的視角。該案幾經起落,因政治而產生了漏洞百出的認罪協議,因當事人時隔11年再度被羈押并死于獄中,激起公眾好奇。
  但在政治之外,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我們至今所討論的一切有關愛潑斯坦的已確定罪行,都未跳脫出2005年首起曝光案件中那位繼母的報警內容。如果他的確犯下了其他罪行,那么精英階層對于司法體系和法律術語的自負,讓那些罪行足足被放縱了14年。這一自負不僅致命,其本身與犯罪無異。
  8月10日,當愛潑斯坦自殺后,特朗普轉發了某右翼人士一條推特,內容為“愛潑斯坦有克林頓家族的黑料,(所以)他死了”,暗示克林頓應為之負責。這條經不起推敲且極富陰謀論色彩的推特,讓愛潑斯坦成為了“黨爭犧牲品”。推特上兩派的支持者打起了嘴仗,都認為是對方陣營謀害了愛潑斯坦。
  多家美媒聲稱,愛潑斯坦在自殺前幾周,曾告訴監獄看守和其他囚犯,擔心有人試圖殺死他。報道還透露,愛潑斯坦曾于7月23日被發現在牢房內昏迷,當時他頸部有淤青,疑似自殺未遂。曾長期擔任愛潑斯坦保鏢的季諾維耶夫,則聲稱愛潑斯坦暗中招人協助自己進行自殺。
  由明星總統、社交網絡打造的“陰謀論”,很快主導了接下來有關愛潑斯坦案的一切討論。在兩派你來我往的“推特攻勢”下,科技與算法不停地重復和確認“眾聲喧嘩”,民意愈發自負,人們拒絕驗尸官的結論,就像曾經的人們并不真切地相信高朋滿座、熱衷慈善與科學的愛潑斯坦會真的性侵未成年少女一樣。
  在《邁阿密先驅報》確認的2001年至2006年間約80名受到愛潑斯坦性侵的未成年少女中,絕大多數系佛羅里達當地的白人女性,如今均30歲上下,部分已為人婦、為人母,從事著類似護士、服務生、理發師、教師等普通職業,但這一群體的入獄率、藥物濫用率、精神疾病率高于正常人群,且數人已經離世。
  作為廣義上的“人口交易”的一部分,“性交易”從根本上折射出的,是經濟不平等基礎上精英階層中的一部分,對于邊緣、脆弱社群的控制和剝削。如果說在紐約州、佛羅里達州此類經濟富庶、法治昌明的“偉大地帶”,以白人未成年少女為主要犯罪對象的愛潑斯坦尚可游走于法律邊緣14年,那么,在總統可以建議將少數族裔議員“送回去”(Send her back)的當下政治與社會環境中,類似巴爾的摩的傳統非裔、廣布全美的西裔非法移民群體,其“邊緣”和“脆弱”又該由誰來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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