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十二時辰,真能算得那么準?

  中國人能夠把握的最小公共時間單位大約就是“一刻”,因為要把握再小的差別,我們的祖先就缺乏有力的度量工具了。

作者:徐英瑾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19-08-21
  由馬伯庸先生的小說《長安十二時辰》改編的同名電視熱播以后,以其復雜的情節、嚴謹的道具考證與電影級別的畫面質感,吸引了社會的廣泛注意。不過,馬伯庸的原著脫胎于美劇《反恐二十四小時》的痕跡顯著,即要把一個在一天之內的反恐故事嫁接到天寶三年的長安,并演繹成四十八集的電視劇。而這樣一來,每集四十五分鐘的信息量就要對應實際世界中三十分鐘所發生的事情,難免會給人帶來時間膨脹之感。雖然電視劇里的多線索場景與部分回憶鏡頭能夠部分能夠部分解釋這種“時間膨脹感”,但部分觀眾還是表示長安的這一天的確是顯得太長了。
  拋開這種“時間膨脹感”不談,在此,我還想從純粹的古代計量技術的角度,討論電視劇主人公張小敬在二十四小時內反恐的可能性。我們知道,在西方鐘表引入中國之前,我們的老祖宗計算時間的工具無非就是土圭、日晷、漏刻、沙漏與香漏。其中土圭與日晷都是依賴計時工具本身在陽光下投射的影子的幾何特征來計時的,漏刻與沙漏則分別依賴容器里儲存的水或者沙從端口泄出的量來計時。香漏稍微復雜一點,是通過香的燃燒程度來計時的,《長安十二時辰》中靖安司大廳里所擺放的“火鬧鐘”就是香漏的一個變種,只是其真正出現的朝代是宋代,不是片子所描述的唐代。不過,說句實在話,這幾種東西都不太好用。土圭、日晷都得看太陽的臉色,但陰天雨天沒太陽咋辦?漏刻與沙漏的確不受太陽影響,但是它們必須被安靜地擺放在一個地方才能夠正常運作,無法被隨身攜帶。甚至香漏也很難隨身攜帶,因為復雜的室外風向很容易吹滅燃香,導致計時失敗。然而,張小敬所要執行的“反恐”任務可是分秒必爭的,他既然沒有隨身攜帶的計時工具,又是如何在室外精確地把控時間的呢?
  一種解釋是,在長安的各個坊或許都有土圭、日晷、漏刻與沙漏之類的公共時間計量器具,所以張小敬“酷跑”到哪里都可以對時間。但麻煩的是,這些計量工具彼此之間的工作原理相差很大,而且同一種計量工具,因為形制不同,計量精度也會有所差異。要滿足非常精密的時間校對要求,就靠這些土方法,行嗎?另一種解釋是,張小敬有豐富辦案經驗,已經形成了精密的內部心理計時系統。但這個說法似乎也不通。實際上,人類的內部心理時間把握方式是非常容易受到外部計時工具的影響的,換言之,一個沒有“分”與“秒”這樣的計量概念的人,是很難形成“分秒必爭”的心理觀念的,而“分”與“秒”這樣的概念本身卻又是現代計時工具的引入所帶來的。甚至坐鎮靖安司的反恐指揮李必,也會有時間計量的問題。從表面上看來,他可以隨時去看身邊的“火鬧鐘”來對時間,但他的麻煩是:對于從城內各望樓所傳輸過來的信息,他必須考慮一個信息傳播的延時問題,即八卦圖暗語與鐘鼓聲在望樓之間的轉譯傳播所消耗的時間。如果從離靖安司最遠的望樓傳一條信息到靖安司需要一刻鐘的話,那么李必再將信息回饋到原來的那個信息發出單位去,來回折騰需要至少四分之一個時辰。在敵人隨時蠢動的情況下,這種窄若游絲的“信息帶寬”確實是非常要命的。
  當然,小說與影視劇只是娛樂,太認真不得。但我只是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明清引入西方鐘表之前,中國人能夠把握的最小公共時間單位大約就是“一刻”,古代一天本是分100刻的,后演化為96刻,每刻約十五分。因為要把握再小的差別,我們的祖先就缺乏有力的度量工具了。由此想來,所謂“春宵一刻值千金”,大概就是十五分鐘內完事的意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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